实践中出现了被告人出庭受审或穿“号服”或着便装的景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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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人“號服”的三重解讀“號服”又稱“號衣”“囚服”,是看守所內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所穿識別服的俗稱。對於審判階段被告人穿著的“號服”,可從功能設定、內在感受和外在觀感三個維度進行解讀。

(作者:周長軍,系山東大學法學院院長)

新中國成立70年來,由於經濟基礎、社會條件、意識形態、治理策略和訴訟理念的不同,刑事被告人的法庭著裝經歷了三次較大的變化。

被告人著裝變化折射出司法的科學化。心理學研究表明,第一印象往往會產生久遠的影響,而外表是第一印象的重要影響因素。實踐中,當被告人穿著“號服”出庭受審時,法官和陪審員容易受此影響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先入之見,進而可能會漠視或排斥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,造成案件的裁判錯誤。保障被告人穿著便裝或正裝出庭受審,無疑有助於減少上述干擾,提升司法科學化水平,防範錯案發生。

【法眼觀天下】一個人的著裝不僅影響其氣質、形象和風貌,而且會影響他人對其性情品德的判定。刑事被告人出庭受審的穿著情況,能夠直觀反映一國人權司法保障的水平,折射國家的法治成熟度。以被告人法庭穿著變化為線索,考察新中國成立70年來人權司法保障的發展狀況,自有一番意義。

從被告人的內在感受看,穿著“號服”出庭受審,容易產生壓抑和緊張心理,自我感覺“低人一等”,進而會影響其法庭表現乃至案件的處理結果。

被告人著裝變化折射出司法的文明化。現代刑事司法遵循無罪推定原則,被告人只是涉嫌犯罪之人,未經判決有罪前,推定其無罪,法庭應當尊重其人格尊嚴。保障被告人穿著便裝或正裝出庭受審,順應了司法的文明化潮流,契合了無罪推定原則和國際社會有關司法人權保障的共識。法庭是重要的法治教育場所,文明化的庭審也有助於培養理性的守法公民。

改革開放之前,人民法院重視專政職能的發揮。1979年,我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頒佈,要求人民法院學會採用法律武器與犯罪分子做鬥爭。但在隨後的“嚴打”行動中,為強化運動的聲勢和震懾力,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強制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穿印有“囚”“犯人”等字樣的衣服。1992年,“兩高一部”聯合發佈的《關於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》對此種現象進行了批評,同時對1990年通過的看守所條例中關於“人犯應當自備衣服、被褥。確實不能自備的,由看守所提供”的規定進行了修改,規定“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給人犯穿統一式樣的服裝,但禁止在服裝上印製‘囚’、‘犯人’等字樣”,以便於看守所識別和管理。2006年,《關於被告人出庭時是否著馬甲問題的批覆》進一步規定:“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羈押期間,著識別服。”據此,實踐中,看守所享有了對在押人員統一配發“號服”的權力。這也是長期以來刑事被告人穿著印有“某某看守所”等字樣的識別服或者醒目的黃馬甲出庭受審的制度淵源。

從被告人只能穿著帶有有罪暗示和示眾色彩的“號服”出庭,到被告人著“號服”出庭與穿便裝出庭並行,再到全面禁止被告人著“號服”出庭,表徵著我國司法人權保障的不斷進步。

不過,按照公安機關的有關規定,被告人穿便裝出庭,必須事先徵得看守所的同意。實踐中,看守所對被告人申請的審批標準並不明晰,引發了存在歧視性做法的質疑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的要求。為避免穿便裝或正裝出庭受審淪為少數人享有的“待遇”,最高人民法院、公安部2015年2月聯合下發《關於刑事被告人或上訴人出庭受審時著裝問題的通知》,規定刑事被告人或上訴人不再穿著看守所的識別服出庭受審,看守所應當將穿著正裝或便裝的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訴人移交法院。從此,我國進入全面禁止被告人穿著“號服”出庭受審的時代。

70年來刑事被告人法庭著裝的三次變化

從號服功能看,看守所要求在押被告人統一穿著“號服”,初始功能是便於看守所管理和識別,深層功能則能夠營造心理壓力,使被告人配合公安司法機關交代自己的罪行。對此,需要與看守所對被告人剃光頭、戴戒具的措施結合起來理解。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貶低了被告人的人格,使被告人的意志受挫,隱含著特定意義。

新中國成立70年來,我國刑事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,人權司法保障亮點紛呈,有宏觀的理念轉變和制度變革,也有微觀的技術更新和手段改進。被告人法庭著裝的變化,是其中頗為值得關註的方面。切實尊重被告人的體面受審權,不斷加強人權司法保障,需要持久不斷的努力。

被告人著便裝折射人權司法保障進步

被告人出庭著裝的第二次變化出現在21世紀初。1997年,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;1998年,我國政府簽署了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,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《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》;2004年,“依法治國,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”“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”寫入憲法修正案……在此背景下,被告人穿著“號服”出庭受審的慣例開始出現變化。比如,2006年廈門市中院允許被告人穿著便裝出庭受審,四川省高院2008年、河南省高院2013年等先後發佈了禁止被告人穿“號服”出庭受審的文件。由此,實踐中出現了被告人出庭受審或穿“號服”或著便裝的景象。

被告人著裝變化折射出司法的公正化。全面禁止被告人著“號服”出庭,保障被告人穿著便裝或正裝在法庭上受審,實現了被告人的體面受審權,消除了被告人法庭著裝方面的不平等現象,強化了法庭對控辯雙方的平等對待,在根本上推進了司法的公平正義。

從他人的外在觀感看,被告人穿著“號服”出庭受審,難免會給法庭、被害人和社會公眾留下不利的印象,容易被貼上“壞人”的標簽,甚至形成被告人有罪的意識,影響法官的行為和裁判。

被告人著裝反映人權司法保障水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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